蒋廷黻(fu)，湖南宝庆人(1895—1965)，现在大多数人对其很陌生，但解放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。他和胡适一样，亦是中国近代学者中颇具争议的人物。他一生治学严谨，著述不多，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仅五万余字。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，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。
1912年，年仅17岁的蒋廷黻只身前往美国，在密苏里一所中学半工半读。1914年，进入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学习，在4年的大学生涯中，主修历史，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，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，获学士学位。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美国“新史学”的倡领者鲁滨逊的弟子卡尔顿-海斯。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这一年他28岁。
1923年夏，蒋廷黻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，出任历史系教授，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。在南开六年，他以极大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献，为以后辑录《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》奠定了基础，并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。可以说，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，是从蒋延黻开始的。
1929年6月，蒋廷黻应哥大校友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，前往清华担任历史系主任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清华历史系延揽了雷海宗、陈寅恪、姚从吾、吴晗、萧一山等任教（同时规定学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），这个阵容从今天看来，无疑是当时历史学的“梦之队”。
9、18事变后，蒋目击时艰，于1932年和胡适、丁文江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，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。他在发刊词中宣称“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，不依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见，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：这就是独立的精神。”《独立评论》出版后，影响很大，备受朝野关注。
1934年初，蒋介石再次召见蒋廷黻，决定蒋廷黻以非官方代表团身份访苏，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，使重获转机的中苏关系日渐向正常化和友好方向倾斜。1935年12月，弃学从政，先后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处长，驻苏联大使等。1947年到1961年，任“中国”常驻联合国大使，61年至65年，调任驻美大使。1965年5月退休，10月病逝。
和胡适相比，蒋廷黻和胡同属自由派学者，虽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任职，但终身都没有加入国民党，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策失当和政治腐败。追求民主和法制是他们的共同理想。在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上，和胡适一样清醒，对当时的纳粹主义、共产主义、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，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自由主义，显示出自由派学者对意识形态冲突所持理念的自信。在参政议政上，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，认为学者从政是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，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。但和胡适不同的是，在政治上——胡适主张好人政府；蒋主张开明的独裁。在治学方法上——胡主张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“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”；蒋则每有著述，都信而有征，做到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不愿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。
1938年5月，蒋廷黻卸任驻苏大使，在汉口赋闲等待新的任命。时值中华民族处于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，应《艺文从书》的编者之邀，他用了二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其传世之作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。全书五万余字，分四章二十二节，从鸦片战争写起，到抗日战争前夕结束，近百年的历史写得深入浅出，好看耐读。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；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，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。全书以议事为主，而以时序别其先后，注重成败得失的分析。它以政治上的“鉴戒”和道德观念上的“垂训”，对治乱兴衰做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，完全是一种以政治为经，事件为纬，以点带面，一线相系的线性方式结构。有别于毛-范（文澜）-胡（绳）近代史通史体系——即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指导，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，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为基本线索，以一条线索，两个过程，三次革命高潮，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，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。
即本书篇幅虽小，学术含量却很高，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几十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，现在大部分研究者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构建的话语系统。一个在资料匮乏以短短两个月时间写出的5万余字的“近代史学大纲”竟成了传世之作，不能不深感大师的伟大。厚积薄发、大家之道，信然。
全书共四章，第一章共七节，专讲外患。处在“中世纪”状态下的清王朝在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，主剿者狂妄自大，主抚者服输而不图振作，不思国家内政改革而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。
第二章共四节，专讲内忧。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，曾国藩的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战。曾国藩的革新与守旧。
第三章共五节：专讲自强运动（洋务运动）的产生、发展和失败。
第四章共七节：分别讲了甲午战争后的瓜分狂潮、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、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，一直到抗战前夕。讲了四个救国方案即洋务运动（自强运动）--经济、军事改革；变法运动——君主立宪，义和团运动---反西洋化，近代化；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----民族复兴唯一的路径。
前两章是大背景式的铺垫，是因；后二章是全书的主旨，为果。以下是蒋廷黻在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一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和评价
清朝时的对外关系。
在十九世纪前，中西没有邦交，中国对其它各国总是以“天朝”自居，把它们视作“藩属”。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，西洋人从中国买的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。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，邦交可有可无。二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，中国是天朝之国，外夷是蛮貘之邦，不知礼义廉耻。当时的清朝望尊自大，不知道有外交，只知道“剿夷与抚夷”。大臣也基本分为主剿派和抚夷派。
那时的通商也很特别。从南宋衰弱时代起，一帮理学先生提出了闭关自守又独自尊大的哲学后，国门渐渐关闭，到了清朝，国外和清政府的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，即一口通商。即使在广州，外人也是不自由的。只有十三行可以和外人做生意，夏秋之季是买卖季，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，冬季必须回到澳门过冬，每月只有逢八才能离开十三行出游。他们在中国不得买中国书，不得学中文。当时清政府并不重视海关税，税率平均不过4%。但经贪官上下其手后正税要收货价20%。每次纳税都要交涉一番。对法权也不看重。外人与外人的民刑案件，不愿过问，自动放弃境内法权。最可笑的是懿律率英军到广东后，封锁海面，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人怕林则徐，北上占领定海是胜之不武。大臣琦善，甚至将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看作是“状纸”，是要大皇帝替他们“申冤”。等到矛盾激化时，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，其结果是大家知道的-----接受英国的要求，签订《南京条约》。蒋感慨道：在鸦片战争前，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，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。
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
“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，失败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，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”。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，麻木不仁，妄自尊大。其原因就在于“第一，中国人守旧性太重，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，那是不容易的。第二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的生命线，文化的摇动，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。一实行新政，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。第三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（知识分子阶级和官僚阶级）是最缺乏独立的、大无畏的精神。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个人如此，民族更是如此。
不平等条约的根源：
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无知，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
《南京条约》及《虎门条约》其内容主要是以下几点：1、赔款2100万两白银。2、割地.香港。3、通商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,即五口通商。4、协定关税,海关税载明于条约，变动需双方同意。5、治外法权。英国人在华只受英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.6、中英官吏平等来往。
当时人们对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。这五口又以福州最重要，上海则是中英双方不重视的。香港在割让之前毫无商业、国防用途，时人反对割地，但不反对割香港。直到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甚至准备以不收海关税来换取英法放弃在北京驻使，长江口岸通商。
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认为不平等的核心，但当时清政府认为治外法权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，既省事又方便。至于协定关税，也觉得是省事的办法，一劳永逸，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高一些。为了这些便宜不让英国独占，认为让法、美分去一部分，与中国并无妨碍，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?法、美白白得到这些好处,必将感激中国,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法、美来对付英国。所以法、美竟能和平与中国定约.总之,道光年间的中国人，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，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，放弃所应该放弃的
对林则徐的评价：
林则徐有两个，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，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。“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，他是百战百胜的。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方法。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，把他驱逐了，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古法不行，是因为奸臣误国。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印象，也是很自然的。”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，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定海失守后，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，难怪中国人不服输。林则徐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，办事最认真的大员，士大夫尤其信任他，他的自信力也不小，他虽然没有办过“夷务”，但他对外国人说“本大臣家居闽海，于外夷一切伎俩，早深悉其详”。在禁烟的问题上他主张严禁，他认为（鸦片）如果没有人吸食，也就没有人贩卖，所以吸烟者要治以死罪。虎门销烟后，他说：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，英国人“腿足缠束紧密，屈伸皆所不便”，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，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，认为凭此就可以致外人死命。其后的徐广缙，叶名琛等主剿派基本上继承了林的衣钵，高唱“民心可用”的高调，用民心去对抗外人的炮火，但他们没有林的好运气。咸丰七年冬，英法联军进攻广州，民众不但不抵抗，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，叶被俘后押往印度，死在加尔各答。
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。他到广州后就知道中国的兵力不如西洋，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，买外国船。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，他的这些材料后来被魏源编入《海国图志》，日本人翻译成日文，促进了日本的维新。林虽有这种觉悟，但他怕清议的指责，不敢公开提倡改革。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，他让国家日趋衰弱，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。
蒋先生感慨的说：“林则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好的产品，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，别人更不必说了。”
到了咸丰即位，当即下令林来京主剿。但林病太重了，不久就死的。“他的运气真好，他的名誉藉此保存。”
对李鸿章的评价:
蒋廷黻认为李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，是光绪年间自强运动（洋务运动）的中心人物.
李鸿章在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说：
“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,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,以致用非所学,学非所用.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，以为不必学，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奇神，以为不能学.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，欲学习外国利器，则莫如觅制器之器，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。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，则我设一科取士，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，则业可成，业可精，而才亦可集。”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：1、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,于是大办实业.如成立了江南制造局，天津机器制造局，轮船招商局等。
2、看清了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，要看那一国变化的快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，认为日本将是中国最大的威胁,并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。于是成立了北洋海军，派遣下级军官赴德、英、法学习近代军事。
3、改革要从培养人才着手.所以他要改革科举制度，设新学、派遣幼童赴美留学.
但是李鸿章由于历史的局限,他的功和他的过一样明显1、一手软一手硬----只改革经济、军事，改革进行的也不彻底,更没有政治改革。2、李氏自己的科学知识幼稚。3、用人上的腐败且自己不廉洁。蒋廷黻在书中借用了梁启超对李氏的评价作为他对李鸿章的评价：
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，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，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，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。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，无一不优于他国，所不及惟枪耳、炮耳、船耳、机器耳。吾但学此，而洋务之能事毕矣。
《中俄密约》是李鸿章的终身大错，以后的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、<<二十一条>>、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。
洪秀全与太平天国
洪秀全的耶稣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，他称耶和华为天父，耶稣为天兄，自称天弟。信者“无灾无难”，不信者“蛇虎伤人”，战死就是“登仙”，其它宗教全是“妖术”.洪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，对于社会革命则是消极的。其“天朝田亩制度”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中国版,虽有规定并未实行.他提倡男女平等，自己及将领多蓄妃妾。他的运动只是一个民间运动，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。建都南京后，只不过是又一个“朝代”的开始，他的宗教则变为疯狂的迷信，快要灭亡时，南京绝粮，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，说露是天食。太平天国运动即使成功，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,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,洪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中国或新社会，而在建设新朝代。
对曾国藩的评价：
救了清朝并不能救中国.
局限：
1、忠君----旧礼教是他的立场，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。
2、幻想----认为清朝经过大患后，必能有所觉悟。
3、怕内乱----熟读经书，深知历次改朝换代后总要经过长期内乱和割据，人民深受其害，他认为中国的长期内战必将引起亡国之祸。曾所以要维持清朝，最大的理由在此。
作为：
一方面：革新---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。另一方面：守旧----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。
革新守旧同时举行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.(追根溯源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根源于此吧。)
副产品：私有武力--军队私有化。
对资本主义的认识,资本主义不是导致帝国主义的唯一途径
蒋廷黻在书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层关系，在外资的利用\市场竞争及贸易的全球化方面都有他独到的见解,他认为“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，水可以灌溉可以便利交通，也可以成灾,要看人怎样对待。资本主义可以导致帝国主义，同样历史事实也证明，历史上的各种政体，君主也好，民主也好，各种社会经济制度，资本主义也好，社会主义也好，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，如蒙古帝国、中世纪的回教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等。
洋务运动（自强运动）的评价
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“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方案”,但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。后来又是不彻底的执行，结果败在日本人的手里。“甲午战争是高度西洋化、近代化的日本，战胜了低度西洋化、近代化的中国”
洋务运动的诸多领袖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恭亲王奕忻等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计划改革。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,起初只是为了国防近代化的需要而改革。等到前进一步后就发现必须要再进一步才能使改革深入，由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的，无须西洋化的，所以改革就必然不能彻底.当时士大夫阶层守旧，轻举妄动，民众的迷信、愚昧亦是改革不能彻底的主要原因。
对戊戌变法的评价：
主旨--变更政治体制.
目的--实行君主立宪。
手段：1、考试不用八股文，做官不能靠虚文，要靠实务。
2、调整行政机构。淘汰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，增设农工商总局。
变法运动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近代化，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在立宪政体下充分发挥和推进。
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：
反对西洋化，近代化。
变法运动及帝、后之争的洋人介入,导致了西太后强烈的仇外心理，他认为帝、后之争是内政（家政），不让外人干涉。利用“民心”或“民气”来对外（林则徐、徐广缙、西太后、载漪、刚毅、徐桐的法宝），义和团的出现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。经过四次御前会议，向全世界开战.战败后，逃到西安,李出来收拾残局，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极大的危机。
对辛亥革命的评价
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，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，但民族复兴的障碍并未扫除。
对四大救国方案的评价
1、自强运动----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军器来对付洋人，阻力大，改革不彻底。
2、戊戌变法-----变更政治制度，君主立宪
3、义和团------反西洋化、近代化。惨败证明不能开历史的倒车。
4、三民主义-----实行军政、训政、宪政。救国救民族的唯一道路.
蒋廷黻在书中非常坚定的认为: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。
民族复兴的障碍
1、 封建专制
2、 军队私人化
3、 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，没有思想启蒙
4、 一些读书人助桀为虐。
对西太后的改革的评价：
《辛丑条约》签定后，她痛定思痛,立志改革,废科举，设新学，练新兵，派留学生出国留学。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所有的改革她都实行了(除了不让康梁回国),她允许满汉通婚，厘定中央官制，设立资政院，并且准备预备立宪（9年立宪期）。但是由于人民已不再相信,所有的一切都流水落花,大清帝国的命运日薄西山.
读罢此书，感慨良多，回首百年，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风云人物在蒋先生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原形。这是一个惊人的世纪：虚掷了机会，虚掷了资源，也需掷了生命。外敌侵占的痛苦，国内政治的无道，使国家的建设无序，极端的国家集权主义又把大众推入贫蔽的深渊。在这个持续动荡的世界，一个严酷的审查制度令人失去想象的世界，个人的创造力与心智的探索都被扼杀在萌芽中。
千重万叠的社会资源浪费，打乱并吞噬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，一次又一次，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思想者任何呼吸的空间。
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沈渭滨先生的大作，在此深表感谢。因时间关系没有系统整理的这些札记和随笔在此贴出，贻笑大方，欢迎方家指正。